公元635年,来自叙利亚的景教传教士阿罗本来到长安,得到唐太宗李世民的接见,景教从此在华得到发展。这一历史事件,被视为基督教会在华传播的开端。
景教是聂斯托利派,因为提出基督“二位二性论”而在公元431年的以弗所会议上被定为“异端”,从此与正统教会分离,在东方各国发展。当然在1994年11月11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与东方教会签署了《共同声明》,天主教放弃在第三次大公会议──以弗所会议上对于聂斯脱利的裁定,转而接受其提出对于玛利亚的称呼“基督之母”或“我们天主救主基督之母”等等。因此当前聂斯托利派已经被普世教会所接纳,不再是异端宗派了。
因着唐代帝王的支持,不少景教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,教务也得到了巨大发展。出现了“于诸州,各置景寺,法流十道,寺满百城”的盛况。有些景教传教士如同日后的耶稣会士一样,在唐代担任官职。比如伊斯就帮助郭子仪平定了安史之乱,因而得到了唐代宗的肯定,被皇帝赐予紫衣袈裟。
景教在唐代的社会事业同样令人瞩目,他们是最早在华实行医疗传教的。来华的景教传教士中,不少人精通医术,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》记载到“病者疗而起之。”而有位叫秦鸣鹤的传教士,更是成为唐朝宫廷的御医,治愈了唐高宗的疾病。而景教传教士带入的医学,促进了中医发展。
在唐代的“会昌灭佛”中,景教遭到波及,从而在中原消失了。不少人指出,景教在唐代走向没落。而黄巢在广州的大肆屠杀,不少景教徒死于非命,导致了景教在中原绝迹。
在华人教会的语境中,认为景教消亡,与他们的混合主义的做法有关,未能突出福音的独特性。这或许只是原因之一,但需要注意的是,自从唐代国力衰退,丝绸之路遭到阻碍,来华的胡人逐渐减少,景教来华的传教士也跟着锐减,从而影响了其发展。此外,唐代景教徒中多为胡人,在汉人中的传播有限,未能在民间得到扎根,也是其消亡的重要因素。因此景教的消亡,最根本的还是其没有深入本土,尤其是汉人的宣教(缺乏史料记载),完成真正的中国化。
虽然在中原消失了(宋代泉州可能有少量景教徒),可景教却在蒙古高原的汪古、乃蛮﹑克烈等部族得到传播。1206年,成吉思汗统一蒙古,随后他和他的子孙发动了三次西征,征服了中亚、西亚、东欧等地区。在蒙古占领区,生活着不少景教徒,他们有的成为蒙古帝国的官吏,有的作为俘虏充当仆役,来到中国工作生活。他们和原有蒙古部族中的景教徒一起,形成了元代的景教徒群落,当时他们被称为“也里可温”。
根据《马可波罗游记》记载,元代时,北京、大同、敦煌、肃州、甘州、凉州,宁夏、喀什、叶尔羌、伊犁、扬州、杭州、镇江、温州、泉州等地都有景教徒和景教寺。另据学者研究,元初仅大都地区就有景教徒三万多人,设有契丹、汪古大主教区管理,西北地区还有唐兀等大主教区的设置。镇江也有大兴国、云山、聚明、四渎安、高安、甘泉、大光明、大法兴等八座教堂。
元代出现了汉族人信奉景教的记载,比如御史中丞马祖常就是一位景教徒。他在为官时,在朝廷中提出很多有益法令,造福百姓。文献中记载他非常注重孝道,甚至向皇帝上书,提倡一夫一妻制。
而元代中国景教甚至出现一位外出宣教的传教士,他就是畏兀儿(即维吾尔族)人列班•扫马。1275年,他离开大都,游历了中亚、波斯、高加索等地的教会后,来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格达。后来更是成为伊尔汗国的使者,出访欧洲各国,成为最早到达欧洲的中国人。
明朝建立后,景教再度在华消失。而中亚、中东等地的景教教会同样处境艰难,尤其是帖木儿大屠杀后,成了社会边缘群体,因而也无力来华宣教。
目前中国只有香港特别行政区还有景教徒,他们都是九十年代末期从中东地区来香港经商的信徒,人数并不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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